7月9日上午,北京大学校长等校领导及参与燕京学堂筹备的部分骨干,与关于此项目的一百余名师生进行了专题咨询和交流,与会师生在表达质询时理性有序,校方的回答亦表现了开放性,并应允日后会设立专门机构就此议题继续与师生沟通。尽管师生们的一些疑惑尚未在此次交流中得到解答,但这无疑是大学重大项目决策的民主参与所走出的重要一步,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范例。
从围绕燕京学堂的辩论与此次交流会的对话看,此项目定位内含的不同学科间矛盾,是其中的核心问题。目前的一年制硕士项目规划,企图既实现以管理类等偏致用型课程为主干的、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未来领导目标,又实现以文史哲课程为主干的传播中国文化目标。由于北大在这两类学科都全国领先,这两大目标各有其根据。麻烦在于,如果同时追求这两大目标,不仅打通文史哲,还要打通文史哲与致用型学科,就难以回避致用型学科与文史哲学科,长期以来在教学研究等的巨大差异与较难相互调适的问题。
从“中国学”的脉络看,燕京学堂能否 “鱼”与“熊掌”通吃?颇多文史哲学者已指出,要想打通中国文史哲,仅用一年学制、主要用英语来教学,是不妥的。要解开目前燕京学堂辩论的死结,恐怕需要重新思考其定位,考虑这个一年学制的硕士项目能否同时消化得了文史哲学科与致用型学科。
如果燕京学堂项目坚持文史哲定位,则倘若一年学制、英语教学为主、选址静园的规划不做调整,几乎可以断言,不同意见难有交集,这一辩论必将旷日持久。此处主要讨论另一种可能性,即燕京学堂以偏致用性学科为主干。事实上,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也接近这一定位,以偏致用性的“中国研究”为主干课程。此类着眼于巨额募资的项目,本来也适合以管理类为主,以文史哲作点缀。
致用型“中国研究”硕士项目也面临语言问题的挑战,即如果要求以中文讲授为主,则学生招募会比较困难,用英文授课会占较多比例。但由于使用英文不至于严重妨碍致用型学科的学习,在授课语言方面可以暂时妥协。即便如此,从来华的“优秀”外国学生角度说,他们恐怕并不想英文授课,正像中国优秀学生到哈佛、耶鲁,愿意有更多学习所在国家语言文化的机会。更进一步说,中国一流大学的这类项目,应该为外国优秀学生的学习着想,积极筹划,不仅让他们在学校里了解中国,而且为他们创造下乡、下企业、到机关的机会,这样才能慢慢懂得中国。
其实,所有这类项目都要清楚认识的是,了解中国的外国学生将来未必帮中国说话。从今天西方中国学研究界来看,不吃这碗饭的往往更客观一些。精英的敌视不是因缺乏了解而引起,反而因了解而更坚定地敌视。如要促进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恐怕还需另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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