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人们对考试制度的最大期待

何烨

我并不知道1977年的冬天是个严冬还是暖冬，但我知道在当时很多年轻人的心中，1977年的冬天有着破冰一般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十月，中央宣布恢复高考，即大学恢复通过入学考试录取学生。在之前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大学属于那些有被推荐资格的工农兵学员，而大部分“知识青年”被挡在了知识积累与社会进阶的门外。

1977年的这场高考，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命运的分水岭，以至于几十年以后，有着所谓“金77，银78”之说。77、78年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年轻人，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迅速成为了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意味着人才选拔制度的恢复，也意味着阶层流动得以放活。社会回归常识与传统，从疯狂走向正常，从禁锢走向开放，从停滞走向流动，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也标志着知识的价值作为一种信仰再次得以承认。77、78级，与其说他们是教育、招生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不如说是他们坚信知识理性之光不灭，从而自己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77年的高考，是一代年轻人那个冬天里的“一把火”，是570万考生的青春之歌。

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最终录取了27万人，录取率为4.8%。随着一年又一年的高中生毕业与教育秩序的回归正常，高考录取率逐渐升高。高考并不是为了把年轻人拦在知识的殿堂外，而是希望让优秀的年轻人获得更大的舞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成为了80、90年代考生的真实写照，这意味着人人都要遵守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也让“高考”似乎不再是改变命运的曙色。关于高考的记忆千人千面，好在大学生活的美好，为高考晕开了一层如老照片般温暖的黄色。

今天的高考依然牵动人心，但远不再像当年那样万众瞩目，它更多地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博弈中。由于社会流动人口越来越多，随迁子女在受教育地升学也越来越成为现实问题，“异地高考”的争议浮出水面。在“教育公平”理念下的异地高考公共议题如今仍然在持本地户籍和非本地户籍的家长中展开着激烈持续的争鸣和交锋。就像1977年的恢复高考，犹如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声，“异地高考”依然期待着改革给予它破题的智慧与胆识。一场考试，有其无情的一面、不完美的一面，但它一直是相对不坏、行之有效的取士之道，“公平”是人们对于考试制度的最大期待。

“读书改变命运”与“读书无用论”是伴随着我国的教育制度与考试制度改革的两种声音，读书改变命运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选择的多元化，一场考试不再具有对个人命运的生杀予夺。随着大学扩招和取消毕业分配工作，“读书改变命运”更像是一段励志口号。而“读书无用论”也不新鲜，在消费的、物质的时代，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之下，“读书无用论”或多或少成为了知识分子无奈的自嘲。需要分清楚的是，每年几百万的应届毕业生涌向人才市场并不能成为“读书无用论”的佐证，只是年轻人的一时不如意，或者说市场在发挥知识价值配置的功用，按照社会的需求为它们一一标上了价格。

或许“读书改变命运”与“读书无用论”在一段时期内谁也不能说服谁，但我们未尝不能从这一切争议中发现读书与考试的真正价值。考试制度作为社会价值观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对读书的功用进行着导向，从而让读书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如果有一天，高考只是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而非决定命运的考试，上榜或者落榜的人生际遇并没有云泥之判，无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都能给人以职业的认可和尊严，那么我想，那将是教育制度、考试制度最能实现人才培养与发展的时候，而围绕着高考的争议之声也会随之风流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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